(相关资料图)

杨辉墓位于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团溪镇白果村，北距遵义市约20公里。墓地坐西北向东南，北靠九龙山，南面雷水堰、福禄河，东西两侧有马脑壳山、尖山为凭，整体地势呈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格局。该墓地的考古发掘，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遵义海龙囤遗址申遗，在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的《海龙囤与播州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框架下，继海龙囤遗址、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发掘后，按规划推进的考古工作。2014年，先期对墓地及周边遗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勘探，重点理清了杨辉墓墓园格局，包括垣墙的结构、走势以及园门及杨辉墓沿轴线分布的规律；对杨辉墓西侧的建筑遗址进行了重点钻探，大致理清了遗址轮廓；对墓地周边寿安庄及猫山营盘等遗址进行调查，对墓地及周边遗存有了全面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5年对杨辉墓及墓祠进行了重点发掘，确定既往认知的杨辉墓是疑冢，而位于其正前方的一座三室合葬的大型石墓才是真正的杨辉墓，确定其西侧建筑遗址是杨辉墓祠遗址。该墓地是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中保存格局最完整清晰、遗存类型最丰富的墓地，是第一次系统发掘确定的播州土司墓祠遗址，也是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中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建筑遗址，取得了播州土司考古的重大新突破。杨辉墓及墓祠遗址航拍全景 墓葬航拍　　杨辉墓疑云　　杨辉，字廷彰，号退斋，播州第22代、25世土司，生于明宣德八年（1433），正统十四年（1449）袭宣慰使职，年仅十七岁，卒于成化十九年(1483)。杨辉墓因有高大的封土堆，而且墓前有三通墓碑，据碑文可知是杨辉夫妇合葬墓。故明确见于文献记载，道光《遵义府志·冢墓》有载：“杨辉墓，在遵义城南南隅里雷水堰上。”陈怀仁《心斋随笔》亦载：“辉与其妻田氏、俞氏合墓，田右俞左，据碑，辉字廷彰，系成化十九年葬。”早在1956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就将此处以“遵义县白果乡流水堰的大型明代墓葬”为名公布为贵州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贵州省文化局又以“杨辉墓”为名将此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重新公布。雷水堰、杨辉墓、墓祠远景M10　　1987年底至1988年初，杨辉墓遭遇盗掘。1988年5月，贵州省博物馆对杨辉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并按遵义宋明墓葬统一编号的方法将杨辉墓编号为M10。M10保存有直径约29米、高约4米，面积800余平方米的高大圆形封土堆，封土经夯打，夯层明显。无墓圹，直接将地面平整后垫土修建墓室。　　M10是一座单室石室墓，由八字墙、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室主体部分系由重约几十吨的整块石板砌合而成，墓室前两侧的八字墙由小块条石砌筑。前室进深1.61米、上宽2.03米、下宽2.2米、高2.3米，前室前端有三块封门石及抵门石，前室内平放一块抵门石，将后室墓门抵紧。后室完好无损，没有破坏。　　前室与后室之间置以可开合的双扇仿木格子门，上宽1.94米、下宽2.05米、高2.2米、厚0.14米。后室平面呈长方形，进深2.96米、上宽1.59米、下宽1.7米、高1.84米。墓底用整石铺成，其上凿出棺床，棺床四周有排水沟。棺床上无葬具，只在棺床中央放置了1件陶钵和棺床四角各放置了1件陶罐。左壁、右壁及后壁中部各有一方框形装饰，为剔地浅浮雕花卉盆景。墓顶中部为圆形剔地浅浮雕线刻开光及卷云纹。因发现及时，仅墓前室被盗墓贼用炸药爆破损坏，但前室内随葬的68件陶俑基本保存完好，另有圆柱状骨器、铅罐、铺首铁环、铁锁，漆盒等物，共出土器物87件。墓前立三通墓碑，中间碑面正中刻篆书铭文“皇赠昭勇将军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公之墓”，上款楷书“明成化十九年岁龙□癸卯二月十九日良吉”，下款楷书“孝子昭勇将军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爱立”；左侧碑的碑额已缺失，碑面正中刻篆书铭文“明故播郡淑人田氏之墓”。右碑上有庑殿顶碑帽，碑面正中刻篆书铭文“明故播郡夫人俞氏之墓”。尽管一个墓地无法与墓前三通墓碑对应，墓内也没发现墓志和印章等文字材料，但清理者结合文献记载及墓碑，将M10墓主身份推断为明代25世土司杨辉。而三通墓碑和一个墓室的疑云，随着清理完毕的原地回填保护，被尘封了起来。　　杨辉夫妇合葬墓室的新确认　　2006年底，遵义县文物部门接报，在杨辉墓（M10）正前方约10米处的一座三室并列的大型石室墓被盗。文物部门接到报告赶赴现场调查踏勘，发现该墓位于M10前方至园门址之间，墓顶为平整农耕土，村民取土露出了墓顶板石，引起了盗墓贼的注意。三个墓室墓门均已被毁，墓室被盗掘一空，仅残存一些陶俑和漆木棺残件，于是将盗洞封堵，回填保护。　　2012年，遵义海龙囤遗址申遗工作启动。为了有助于海龙囤遗址价值的梳理和提炼，丰富对播州社会、经济、文化等面貌的认知，增进对宋元明时期中央对边疆地区“羁縻·土司制度”管理模式的探索等学术目标而编制的《海龙囤与播州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得以在国家文物局立项。在这个规划框架下，继海龙囤遗址、新浦杨氏土司墓地发掘之后，于2015年对杨辉墓及墓祠进行了重点勘探与清理发掘，并将M10前方的大型石室墓依序编号为M11。M11杨辉墓志铭文拓本　　M11为同穴异室三室合葬墓，有墓圹，墓圹左右两侧有八字形夯土墙。墓顶、墓圹内填土经过夯打，夯层较为明显。各墓室相互独立，以中室为中心左右对称，各墓室均由巨大的石板砌成，分前、后室两部分。墓室形制、大小、装饰基本相同。前后室之间设墓门，前室前端以横条石封门。中室前室进深1.93米，上宽2.38米、下宽2,45米、高2.71米。前室前端残存2块封门石，封门石前端设置有墓志石函一盒，前室内平放有1块抵门石，将墓门抵紧。抵门石上发现了大量陶俑残片。后室进深3.53米、上宽1.81米、下宽1.87米、高2.16米，墓底用厚0.28米整石铺就，其上雕出棺床，棺床上残存较多铁棺钉及棺板残片。棺床四周凿有排水沟，排水沟内发现有7组钱币，各组钱币数量为3～7枚不等，皆锈蚀严重，可辨识者以唐宋钱币为主，从摆放位置和数量看，似有特殊的含义。墓门为双扇仿木格子门，上下均雕成双腰华版和障水版。门扉外侧雕刻格眼毬形纹、忍冬纹，内侧无纹饰。中间门扉闭合处为子母口，可开合，门环已毁。门扉两侧上下各有圆柱形门轴，门与墓壁之间用石灰填缝。左、右两室结构及砌筑方式同中室，但在两棺床正中皆发现有一圆孔，直达墓底。在中室、右室前室中轴线上封门石外各出一墓志。左室棺床正中部下方有完整的石质腰坑，坑内出土买地券、铜镜、铜锣及金银质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从所出墓志铭及买地券可知，M11起建时间是明成化九年（1473）十二月，墓主杨辉于“成化十九年（1483）正月五日疾卒，以卒之年二月十九日葬于雷水坪之原。”由此确定M11才是播州25世土司杨辉及其夫人田氏、俞氏合葬墓！而此前所认为的杨辉墓（M10）与M11共用一个墓园，两墓相距仅10米并处在同一中轴线上，从地层关系判断，M10的构筑时间应晚于M11，应为M11的“疑冢”。　　墓园遗迹　　杨辉墓墓园坐落在九龙山下名为龙子岗的山梁上。M10、M11、园门位于同一中轴线上。从园门到M10，依地势逐级抬升。M11北距M10约10米，叠压在一建筑遗址之下，两墓高差约5米。　　墓园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260米，总面积约为5万平方米。垣墙依龙子岗而建，历经风雨，如今残存垣墙东侧走向清晰，西侧损毁严重，垣墙残长约1000米。垣墙砌筑方式以两侧立砌石板或石块中间填土为主，局部砌筑方法略异。杨辉墓园形制图墓园四级平台　　自墓园园门至M10前方墓碑处，是四级逐步抬升的平台，均残留有有柱础、阶条石等建筑构件，应是四级抬升的建筑遗址，南北通长约57米、东西宽约24米，面积约1300平方米。第一级建筑为墓园园门，残存5个柱础石及台基，从柱础石位置推断，园门应为四面八柱式牌楼结构，正面为四柱三间、侧面为二柱一间，整个牌楼东西长5.79米、南北宽约1.55米，园门两侧有八字墙。第二级平台内仅存南部台阶、廊道、包边等遗迹。第三级平台下叠压着M11，平台南部残存部分土衬石和8个柱础石。第四级建筑平台上即是M10前的三通墓碑。墓碑北侧即为M10。　　杨辉墓墓园背靠九龙山，前临雷水堰，整体平面呈“凹”形，形制独特，与新蒲土司墓地和高坪土司墓地前方后圆的平面布局不同。两侧的突出部分似乎没有实际的功能，也许蕴含的更多是明代丧葬所崇信的藏风聚气得水为上的风水观念，体现出在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中的独特性。　　腰坑葬俗　　杨辉墓M11左室棺床正中部下方有石质腰坑，腰坑顶盖石之上即为后室底板石。腰坑修砌时先挖坑圹，再将石臼及顶盖置于其内。顶盖石呈方形，边长96厘米，中有圆形榫头。石臼由整石凿成，平面为方形，边长86厘米、高37厘米。臼窝为圆形，口径64厘米、底径56厘米、深16厘米。臼窝底部为长方形石槽，长40厘米、宽32厘米、深6厘米，石槽内置石质买地券1块，买地券由织物包裹，织物表面涂有金粉。买地券上置一直径35厘米圆形铜镜1面，镜面向上，上置金质朱雀、银质玄武、金质青龙、银质白虎四神，四神头部皆朝向墓前，四神上罩直径34厘米铜锣1件，锣与镜扣合。铜镜，圆形，直径35厘米，镜面略凸，窄缘略卷，圆形钮及钮座，座饰一周心形纹，钮座外为反向对置的鸾凤纹及花枝纹，鸾凤、花枝纹相间均匀分布，外为一周凸棱纹及一周宽凹弦纹。俞氏买地券文拓本俞氏夫人墓腰坑金质“青龙” “朱雀” 银质“玄武” “白虎”　　买地券券呈长方形，长38厘米，宽29厘米，厚5厘米，石质，黑色，表面磨光。券文外刻边框线，边框线外每边刻有两排用直线联接的圆圈，券文正中亦刻有直线联接的圆圈，此为十组数字排列而成的总数为五十五之河图数像图，是川渝黔鄂地区宋元明墓葬一直较为流行之河图地券。券面正中为买地券文，左侧为明成化九年纪年。河图数像“一”“三”“七”“九”圆圈内涂朱，“二”“四”“六”“八”圆圈内涂银，“五”圆圈内涂金。从券文知墓主是杨辉夫人俞氏墓室。　　腰坑，是播州杨氏土司墓的一个典型葬俗，此前发现的土司墓，因被盗，腰坑及随葬品情况均不明，杨辉墓（M11）左室棺床下的腰坑，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播州杨氏土司墓中唯一完好保存的腰坑，提供了腰坑形制、随葬品及其摆放顺序等的完整信息。　　土司墓地规划的典范　　经过系统全面的调查勘探发掘，理清了杨辉墓所在的雷水堰土司墓地的格局，摸清了墓地内杨辉墓（M10、M11）、墓垣、杨辉墓祠、水井、窑址、雷水堰等遗存的分布范围及格局以及墓地周边寿安庄、营盘等遗迹的分布情况。发现了第一座播州杨氏土司疑冢，有着极具风水观念的形制独特的墓垣遗迹，有着完整保存的腰坑，有第一座完好保存的土司墓地祠堂遗址并有塑像，墓园与墓祠严格的中轴线分布格局及宏大规模。这既体现出播州杨氏土司儒释道并重的文化特征和偏居西南一隅的播州土司的高规制及权力，但却在明王朝的规制之内，又体现出土司政权对中央王朝及其主体文化的高度一致和认同。是目前经考古调查发掘的墓地格局保存最完整清晰、遗存类型最丰富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堪称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典范。杨辉墓地形图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大多位于依山面水的风水宝地，也是杨氏田庄所在地，但要么墓地明确而庄址不存，要么有庄址而无墓地，雷水堰土司墓地则是与庄址的完美结合。杨辉墓位于“雷水坪之原”，紧临雷水堰，雷水堰有两个功能，一是风水堰，相传杨辉建墓时，出于对风水的考虑，于墓前山间筑坝，将顺坡流下的溪流和泉水拦起，即形成了这一约7000平方米的水域；二是供田庄灌溉，堰下的广袤良田，分别是杨氏雷水庄、寿安庄、福禄庄等的庄产，至今仍发挥着很好的灌溉作用。　　播州杨氏有祭祖传统，文献记载有建忠烈庙祭祀播州杨氏十三世杨粲、建忠显庙祭祀十四世杨价。清人全祖望作《宝积庵记》有过相关记载：“设为寺、庵、院之属以守墓，宋人最盛。……明人稍易之为墓庄，使佃户耕墓田以司洒扫，此变为合于礼者。”估计播州杨氏也是由最初的守墓向于墓旁建墓祠祭祖逐渐发展转变的。雷水堰土司墓地是播州杨氏墓地建祠堂祭祖和藉以庄田守墓、养祠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实例。　　墓祠遗址　　杨辉墓祠，位于杨辉墓西北面约100米处。坐西北向东南，呈前后两进院落的格局，各组遗迹布局在由南至北渐次抬升的三级平台上，平面呈长方形，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南北长约80.3米、东西宽约50.5米，占地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是目前第一处经发掘揭示的播州杨氏土司墓祠遗址，也是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内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墓祠建筑遗址。　　第一进院落，南端及东西两侧有围墙，围墙之外即为墓祠排水沟。院落前端残存一组建筑遗迹，残存基石及磉墩，东西4列、南北5排，应为一面阔3间、进深4间的建筑，其东、西、北侧有排水沟。院落正前方残存石质踏步的平头土衬，踏步两侧有石质八字墙。墓祠遗址航拍　　第二进院落，高出第一进院落约2.3米，院落前端为月台，略低于第二进院落台基，损毁严重，仅存南、西两侧石质踏步之平头土衬。月台以北为廊道，廊道东西两端各有一处长方形平台。廊道中部存踏步痕迹，自踏步可上至第二进院落台基。第二进院落南端残存一组建筑遗迹，残存少量铺地石板、陡板石及东西6列、南北4排磉墩，应为一面阔5间、进深4间的建筑。该建筑东、西两侧各存1组建筑遗迹，仅残存台基包边土衬及磉墩痕迹，估计是墓祠廊道。三组建筑之间形成天井，天井北侧正中残存通第三级平台之踏步的平头土衬。　　第三组建筑位于第三级平台上，平面略呈“中”字形，残存3组遗迹，居中一组建筑残存基石及磉墩，可知为面阔5间、进深4间，台基东西长约26.5米、南北宽约16.6米。西侧凸出部分建筑应为碑亭，其内现还保存石碑1通，碑首刻双龙戏珠纹，正中篆书“跋退斎杨公挽诗之后”，碑文楷书，共五百余字，碑文云：“右《哀什》一巨册，总若干首，皆缙绅士大夫作，以哀挽昭勇将军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君辉廷章者也。”系明人谢一夔给杨辉哀册所作跋文，落款时间为“成化十九年（1483）癸卯岁秋九月”。东侧亦有对称凸出建筑，但损毁严重，仅存磉墩遗迹两处，功能不明。　　明成化年间，明宪宗任命何乔新为钦差往勘播州杨爱、杨友各项罪责，后结成《勘处播州事情疏》一书，书中提及杨辉儿子杨友先诬告杨爱“又于雷水塑立杨辉神像，龙章凤式见存……”，但“……到于地名雷水看得杨辉塑像止是朝冠朝服并无龙章凤式”。可知墓祠内塑有杨辉像。　　杨辉墓祠应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废弃，后僧人宗莲及其徒众在杨辉墓祠的基址之上修建了雷音寺。据《遵义府志·坛庙（寺观附）》：“（雷音）寺在九龙山下，万历四十二年（1614）僧宗莲即杨辉墓祠基址建”。2015年发掘时，又在遗址附近寻得落款时间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之“万年灯碑记”碑一通，碑文提及“（宗莲）徒道极领工合建□经大殿廊庑天王……”，均表明此处即为杨辉墓祠遗址，而该处也以雷音寺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杨辉墓祠布局方正、规整，规模宏大，明显受明代祠堂礼制的影响，提供了明代墓祠制度研究的新资料。　　土司仪仗队　　在两座墓的前室，均发现陶俑。特别是M10前室出土的陶俑，是播州杨氏土司墓中出土的保存最为完好、数量最多的随葬陶俑。1988年5月，因被盗对杨辉墓（M10）进行清理发掘，在前室清理出陶俑共68件。皆为夹砂灰陶，俑皆施陶衣，部分面涂朱。有仪仗佣和侍俑两类，仪仗佣又分为持物俑、鼓乐俑、骑马持物俑、骑马背物俑、骑马武士俑等几类。头分别戴六合帽、尖顶小帽、宽沿尖顶笠子帽、幞头等，身着右祍窄袖袍、圆领窄袖袍等，穿靴，或手持、或背负物件、或吹号击鼓，形态各异，栩栩如生。2015年发掘揭示的杨辉墓（M11），虽为杨辉真墓，但被多次盗掘，随葬品所剩无几，前室也有许多陶俑残件，但能修复的只有17件，主要包括陶俑及俑头。陶俑可分为男立俑、女立俑及骑马俑等，皆泥质灰白陶，通体施白色陶衣及彩，陶衣及彩多有剥蚀。女佣头5件，有双丫髻、椎髻及发辫、高髻插花钗等发型。男佣头4件，分别戴圆尖顶折沿帽、宽沿笠子帽、六合帽。M10、M11陶俑风格有细微区别，M11出土陶俑面部、体型稍大一些，制作较为粗糙，看上去更为粗犷豪放，以立佣为主，有明代较为少见的女俑，M11的陶俑应该以侍从佣为主。M10出土陶俑出土陶俑　　从杨辉墓陶俑的服饰、神态，可以看出陶俑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头戴乌纱，着长袍，骑马，昂首挺胸，共有4件，服饰上略有差别，一件挎腰刀，身着交领右衽长袍，可能为武职官员，其余3件，包括托印俑在内，皆身着合领衫，外穿对襟长袍，可能为文职官员，这一类陶俑数量少，皆骑于马上，应当是等级最高的一类陶俑；第二类戴尖顶帽，且有帽沿，形似元代流行的笠子帽，戴这类帽子的陶俑多数为鼓乐俑，皆骑于马上，可能为当时乐人的典型装束，或为元代遗风；剩下的第三类陶俑，为大量的侍俑、持物俑、部分鼓乐俑、部分骑马俑，皆头戴六合一统帽，这符合差吏的身份，为当时的典型着装。明代，在衣着样式上，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仅从所戴巾帽而言，种类极多，但主要两种却由政府规定式样，颁发全国通行。巾子方整，名“四方平定巾”，而帽用六片材料拼成的，则名“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方平定，六合一统”，在政治上有象征意义，为新的封建王朝取吉兆，各阶层人都戴。但从大量流传下来的的石刻、木刻和绘画作品看，四方巾和六合帽为一般庶民使用较多，但在不同行业也有所区别，一般商贩、差吏、小市民多戴六合帽，而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退职闲居之人则着方巾为多。杨辉墓随葬陶俑特别是M10出土的陶俑，面部细小，体态看上去轻盈小巧，陶衣着色细腻，以仪仗佣为主，少数侍从佣，数量多、阵容大，职能各异，各司其职，构成了宣慰使完整的“仪仗队”，他们侍奉着杨辉夫妇死后的生活起居，亦再现了杨辉生前浩浩荡荡的出行盛况。　　从目前已经发掘的墓葬看，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墓均有随葬佣，且均为陶俑，都位于前室，因被盗扰乱，其摆放位置和排列顺序不明。以仪仗佣为多，少数侍从佣，符合明代陶俑“种类专一”的特征。这和仪仗制度自周代开始实行以来，经历代发展，至明已经发展健全有关。在明洪武年间，制定了一套严格的仪卫制度，颇受重视，严格执行，“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明史·仪卫志》），而且对丧葬制度也产生了影响，顾炎武《日知录·墓祭》有专门记载：“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这恰好与明代随葬多仪仗佣而少侍佣的情况相映证。　　杨辉墓特别是M10出土的完整成套陶俑，提供了中国南方晚期陶俑的珍贵资料，是研究古代播州土司的丧葬习俗、社会结构、衣着服饰、雕塑艺术以及区域间文化交流等的宝贵材料。　　专家点评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播州杨氏墓地是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土司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5月至8月，考古发掘的杨辉墓祠和编号为M11墓葬，究明了以往发现的M10与M11的关系，即后者为前者的疑冢，揭示了当时的“疑冢”葬俗。与此同时，考古工作究明了墓园、墓祠遗址格局。从而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杨辉墓的认识与科学认知。这次田野考古发现体现了考古学在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发展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支撑。这样的考古发现无疑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意义主要在于承载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坐落在九龙山下名为龙子岗的山梁上的杨辉墓园，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260米，平面近方形，墓园包括垣墙、园门、四级建筑平台等遗迹。考古勘探究明的杨辉墓祠遗址，平面呈长方形，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呈前后两进院落的格局，各组遗迹布局在由南至北渐次抬升的三级平台上。它们是目前发现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内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墓祠建筑遗址。从中国古代墓葬发展史来看，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人越来越突出对“墓上建筑”的重视，越来越凸显“墓葬”的现实功能，而杨辉墓墓园与墓祠遗址的考古发现从历史发展的深层次揭示出海龙屯土司墓葬制度所传承的唐宋以来中华民族的主体墓葬文化基因，这就是杨辉墓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所在。　　信立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贵州遵义县团溪镇明代播州土司杨辉墓地的发掘，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遵义海龙囤土司遗址申遗而进行的系列考古工作，取得了土司考古的重大新突破。　　杨辉墓各墓室墓主身份得到准确确认。由于有明清时期文献“杨辉墓，在遵义城南南隅里雷水堰上”的记载和杨辉墓地地表仍立有杨辉及其俞氏、田氏夫人三通墓碑，因而1980年代位于墓碑后侧一单室石室墓（编号M10）被盗掘清理时，便依墓前石碑将该墓称为杨辉墓。此次发掘，依墓室前方出土的墓志和腰坑中出土的买地券，新确认位于M10前方约10米，处于同一中轴线上的另一三室并列的同坟异穴合葬墓（编号M11）才是真正的明代播州第25世土司杨辉及其夫人田氏、俞氏墓室，而此前清理的M10则可能是“疑冢”。　　通过钻探，杨辉墓地不仅有较为完整的墓园和以墓室为中轴线对称的四层平台地面建筑遗迹，而且在墓地西北侧约100米处有保存较为完整的墓祠遗址，墓室前端则为人工修筑的风水堰塘——雷水堰，堰塘下方则为杨氏重要的庄田和庄宅遗迹，这么完整的墓葬格局在整个播州杨氏土司墓葬中是唯一的，墓地以墓门到墓室为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格局反映了明代播州土司对多民族国家“主体文化”的认同。　　杨辉夫人俞氏墓室底部清理出完整的腰坑，在播州土司墓葬中是首次。宋明时期播州杨氏墓地，墓室下方多设腰坑，但此前清理的土司墓，腰坑多被盗，仅剩盛装买地卷的石函残件，而俞氏夫人墓室腰坑中完整放置有金银质地的四神、石质买地券、铜镜和铜锣等珍贵文物，不仅为准确认识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使用腰坑的情况提供了完整的资料，亦提供了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宋明时期丧葬习俗完整、全面、系统的依据。　　焦南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2015年遵义团溪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掘纠正了上世纪80年代以M10为杨辉墓的认识偏差，新确认M11是真正的播州25世土司杨辉夫妇墓。播州25世土司杨辉夫妇墓地背靠九龙山，面向雷水堰；园门、神道、墓祠、墓室等要素基本齐全，墓园格局保存大致完整，出土文物丰富，是已发现的最为完整和最为重要的元明土司墓葬。　　播州25世土司杨辉夫妇墓背山面水的选址、南北中轴东西对称的布局以及墓葬形制、墓碑、四神、买地券、铜鼓、铜锣等出土文物等既保留了先秦以来当地墓葬的原始风俗，又充分反映了元明时期中央王朝政治、经济制度对西南地区的推行与影响，同时还体现了西南少数民族在墓葬制度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播州25世土司杨辉夫妇墓的发掘，是贵州继海龙囤遗址、新蒲杨氏土司墓地之后，元明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土司遗存考古的又一重要新发现，对播州元明土司墓、中国西南土司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团溪镇白果村播州杨氏25世土司杨辉墓地的发掘，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海龙囤遗址申遗的背景下，在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的《海龙囤与播州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框架下，在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后，第二处全面、系统、深入开展调查、勘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是继海龙囤遗址、新蒲杨氏土司墓地后的又一重大新突破。　　杨辉墓墓园园门、杨辉墓M11及墓上建筑、墓碑、“疑冢”M10以及杨辉墓祠均按轴线前后分布，布局规整、规模宏大，明显受明代礼制的影响。体现出播州杨氏土司儒释道并重的文化特征和偏居西南一隅的播州土司的高规制及权力，但却在明王朝的规制之内，体现出土司政权对中央王朝及其主体文化的高度一致和认同。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大多位于依山面水的风水宝地，也是杨氏田庄所在地。但此前的田野考古资料，要么墓地明确而庄址不存，要么有庄址而无墓地，杨辉墓位于“雷水坪之原”，紧临雷水堰。雷水堰有两个功能，一是风水堰，相传杨辉建墓时，出于对风水的考虑，于墓前山间筑坝，将顺坡流下的溪流和泉水拦起，即形成了这一约7000平方米的水域；二是供田庄灌溉，堰下的广袤良田，分别是杨氏雷水庄、寿安庄、福禄庄等的庄产。杨辉墓地与庄址完美结合，是播州杨氏土司藉以庄田守墓、养祠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实例。　　此外，腰坑也是播州杨氏土司墓的一个典型葬俗，特别是杨辉墓（M11）左室棺床下的腰坑，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播州杨氏土司墓中唯一完好保存的腰坑，提供了腰坑形制、随葬品及其摆放顺序等的完整重要信息。而“疑冢”（M10）前室所出陶俑，几乎完整保存，是目前已发现的明代播州杨氏土司墓中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多的陶俑，亦提供了中国南方晚期陶俑的珍贵资料。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播州杨氏土司肇始于唐末，两分于北宋，统一于南宋，强盛于蒙元，灭亡于晚明。目前发现并确认的杨氏土司家族墓地共四处，都位于今贵州遵义市境内，按照起始年代早晚排列分别是，红花岗区深溪镇官坟嘴、新浦区洪江镇新蒲村、汇川区高坪镇未山原和遵义县团溪镇雷水堰墓地。启用年代最晚的雷水堰墓地，其墓主就是第22代播州土司杨辉夫妇。　　杨辉夫妇墓所在地原是杨氏土司的庄园“寿安庄”，符合杨氏土司埋葬于土司各地官庄的惯例。墓地后依天然成就的九龙山，前临人工修筑的雷水堰，左右有砂山对立，再前遥对宽敞的寿安原河谷和远山，环境景观非常优越。墓园沿中轴线从前至后分别排列着三间石牌坊、三座并列石室墓及墓上建筑、三通表形石碑、以及位处最后高处的一座石室墓，墓地构成要素在已知的杨氏土司墓地中最为复杂。根据墓碑、墓志和买地卷可知，该墓园是杨辉墓室居中，左右分别是大夫人俞氏和小夫人田氏墓室。最先埋葬的俞氏墓下有石构“腰坑”，坑内从下而上分别放置买地券、铜镜、金属四神、铜锣，最上罩石坑盖，这是杨氏墓葬中目前所知要素最为完整的腰坑，为研究这一地区的葬俗流变提供了重要的启迪。墓园右侧不远处是杨辉墓祠遗址，这是座五进院落、布局严整的宏大墓祠。当年杨氏家族闹内讧，仇家向朝廷举报继任土司杨辉之子杨爱的罪状之一，就是杨辉墓祠杨辉塑像违制。　　雷水堰杨辉夫妇墓祠，是目前发现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中山水格局最讲究、墓地要素最完整、墓园规制最清楚、墓主信息也确切无疑的一处，该墓地的考古工作不仅补充完善了杨氏土司墓葬发展序列，还为认识明代其他播州杨氏家族墓地的墓园规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是，该墓地的墓园布局有若干不合常规之处，如杨辉及两位夫人的墓碑竖立在墓后而非墓前，墓上有享殿一类大型建筑遗迹，墓后还在地表另修一座带坟丘“空墓”（该墓因前有杨辉及其二位夫人的墓碑，一度被认为是杨辉墓）；这些，究竟是基于“风水”还是当时政治形势的考虑，还值得继续探究。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8日第6-7版　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县文物管理所)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