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主题）

二里头、殷墟遗址有哪些考古新进展？黄河岸边的史前石城有何神奇之处……日前，150余名文博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以下简称“郑州论坛”），12位考古工作者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这一主题，介绍了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这些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呈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不同模式与丰富文化内涵。12处遗址时间节点关键，区域地位突出，展现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与发展的精彩面貌。

(资料图片)

揭示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遗存面貌

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和农业起源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相关专家表示，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和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均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遗存面貌，呈现出先民们改造自然和创造文化的图景。

地处海岱腹地的赵家徐姚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东部，距今1.1万年至1.5万年，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代关键。

据项目负责人赵益超介绍，遗址发现了一处人类活动营地。营地保存完整，至少有火塘3处，围绕火塘发现1000余件遗物。遗物以动物骨骼最多，陶片、陶塑次之。“这些新发现加深了人们对该时期陶器的认识，为国际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此外，遗址内红烧土遗迹反映了古人从适应自然走向改造自然的重要跨越，为研究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赵益超说。

陈星灿表示，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的关键缺环，是华北地区乃至东北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改变了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观察维度，更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处蒙古高原南缘，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据四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赵战护介绍，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四台遗址进行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划分为年代不同的5组遗存，以压印纹筒形陶罐、陶板状器、细石叶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为代表的第一、二组遗存，文化特征鲜明，初步判断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此外，考古所见成组房址，实证了北方地区早期定居村落的出现，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流动性生计方式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

“四台遗址反映出来的区域特征，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将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大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或称之为北方文化区。它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为解决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赵战护说。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有了新资料

根据10余位专家的报告，相关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不仅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新资料，还更新并扩充了人们此前的认知。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北望太湖山，南临裕溪河，是一处距今5800至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据该遗址项目负责人张小雷介绍，遗址首次以确凿的资料证明，核心区经过大规模人工营建，以大型红烧土遗迹为代表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的发现，深化了对凌家滩聚落布局的认识。此外，以钺为主要物品的大型仪式活动遗迹以及玉石器、石雕残块的出土，丰富了对凌家滩文化内涵和信仰体系的认识，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陈星灿表示，凌家滩遗址最新发现的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祭祀遗存、独特的玉石陶器，进一步刷新了学术界对该遗址社会背景、规划布局、功能性质、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程度、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作用等核心内涵价值的认识。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的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张小宁介绍，为理清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的文明化进程，2021年、2022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南佐遗址展开第三阶段考古发掘工作，确认该遗址是一处仰韶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高等级中心聚落，距今约5100至4700年。

“这个阶段的考古收获包括：发现了由9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发现了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宫城’，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在‘宫城’内出土了大量制作水平高超的高规格器物，发现大量碳化水稻。”张小宁说，“南佐遗址白陶、黑陶、绿松石、朱砂、双腹盆、圜底缸以及大量水稻等的发现，表明南佐和长江中游、海岱地区甚至更南方广大地区存在广泛联系。”

张小宁表示，这些发现改变了以往对黄土高原地区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东距兴县县城20公里，西离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51公里。据项目负责人张光辉介绍，碧村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一座拥有双重城墙的大型石城，与同时期盛极一时的石卯古国在时空上遥相呼应；其控扼黄河两岸的突出战略位置，沿外城墙、内城墙、中心台城逐步降低到入黄河口处的线性布局，以及处处把关层层设卡、背靠黄河面向东方的城防系统，彰显了浓重的防御色彩，展现了矗立于黄河东岸碧村遗址的特殊屏障作用，为解读晋陕黄河两岸地区的政治结构和文明形态提供了关键材料。

促进学术交流为后续研究提供动力

除上述遗址外，“郑州论坛”还展示了陕西西安太平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等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陕西西安太平遗址作为迄今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客省庄文化聚落，其大量房屋建筑、墓葬及高等级玉器、陶器、卜骨等展示出该遗址中心性聚邑的地位，为关中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增添了新的考古资料，并奠定了该区域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础。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作为早期夏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其完整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护城河、城址和巨型祭祀遗迹，以及一批带有浓厚夏代早期都邑礼制色彩的高等级文物，彰显出新砦遗址对探寻夏王朝早期都城与文化的重要价值。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的多条主干道路，揭示出其多网格式都邑布局，形成作坊、宫殿、祭祀等独立的功能分区，居葬合一的布局形态，井然有序、严谨明显的社会结构，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也为先秦时期其他城址布局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参考。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的发现，印证了西吴壁作为商代前期晋南地区中心聚落的重要区域地位，为探讨晋南地区商代人群构成、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国家形态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

郑州商都书院街贵族墓地作为商代白家庄期（中商）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其出土的金覆面、高等级铜礼器组合及殉狗葬俗，对研究商代王都贵族葬制具有重要价值。其附近的多组夯土建筑基址填补了郑州商城内城东南聚落结构形态的空白。该墓地对于研究商代都城建制、郑州商城兴废及其与小双桥遗址的关系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殷墟商王陵园隍壕的发现，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均具有重大推动作用。晚商时期大邑商都干道、人狗组合祭祀坑及王陵区西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商代社会性质、祭祀活动及周灭商后的国家治理方式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作为迄今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西周聚落之一，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为全面揭示商周时期泾河流域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社会组织等奠定了基础，也为探索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考古学材料。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道路及其特点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陈星灿看来，“郑州论坛”上关于12处重要遗址的主题报告，带来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成果，也促进了学术交流，推动了考古成果传播，为相关考古研究走向深入增添了动力。

链 接

“郑州论坛”

“中国考古·郑州论坛”是中国考古学领域常设学术论坛，旨在深入探讨中国考古学的重大专题学术研究，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会址常设河南郑州，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三届。

“郑州论坛”搭建了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交流平台和传播平台，为构建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

延伸阅读

在“郑州论坛”上，多学科联合、跨学科研究成为项目介绍的“标配”。科技手段不仅深度参与考古田野调查、勘探、现场发掘、研究分析、文物保护的全过程，还助力多维度解读古人留下的信息。

在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发掘过程中，发掘团队围绕区域地貌演变与气候变化、遗址周边景观重建、堆积形成过程、遗物埋藏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多学科考古研究，从年代、沉积、植被、气候等多个角度探讨以赵家徐姚遗址为中心的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人地互动机制。

甘肃省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工作一开始就将多学科合作研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碳十四测年、动植物考古、陶器残留物分析、陶器科技分析等诸多方面。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张小宁介绍，植物鉴定显示南佐宫殿区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其次是粟黍；陶器残留物分析显示彩陶平底瓶可能装过谷芽酒，白泥堆纹罐盛放或烹煮过肉类；陶瓷科技考古分析显示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陶器烧成温度绝大多数高于1000℃，最高能达到1116℃，表明已达到很高的烧造水平。”张小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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